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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

发表日期:2019年12月3日  本页面已被访问 2416 次

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,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“五反”动员大会。
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,会场内肃静无声,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。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,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。



“五反”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,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。

运动一开始,工作队发动工人、职员,对资本家进行揭发,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。

沪江纱厂的工人这样控诉总经理:“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,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(钱),住的是草棚棚,穿的是破布衣,饥一顿饱一顿。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?住的是花园洋房,吃的是山珍海味,自己不劳动,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。资本家和工人,到底啥人养活啥人!”

工人都认为,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、寄生虫。

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,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,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,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,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,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。

运动进入到高潮,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;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,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。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,在运动中走上绝路。

这一年的三、四月,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、饮毒药、跳楼、投江、上吊等自杀高潮,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、发神经病的高潮。

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,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,老板冼冠生因受不了“五反”运动的折磨,就从该店楼上跳下,毙命在南京路上。




短短几个月,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,为防止自杀蔓延,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: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;在公园及僻静处,均派兵巡逻;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,均有解放军防守,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。

“五反”运动后,“有钱人”、“私有财产”、“资本主义”,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,变得遭人唾弃。

资本家转变为接受改造,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。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,走向了衰落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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